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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觀明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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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絕即興式文化政策

演藝工會理事長楊光友二○○五年五月底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,痛批新聞局漠視藝人失業問題。根據主計處資料指出,台灣演藝人員的基本月薪只有一八五○○元,是各行業中倒數排名第二,演員們感嘆能演戲的人無戲可演,能吹笛子、打鼓的人無處吹笛、打鼓。台灣的表演藝術環境,不僅是演藝人員缺乏演出機會,連學院系統的藝術表演工作者,同樣面臨在家坐冷板凳的窘境,表演工作者舞台上看似光鮮亮麗的身影,背後卻隱藏著工作機會不穩定,及生活毫無保障的演出危機。
坐冷板凳的日子
國內演出機會不足,許多表演工作者大嘆演員難為,但是大紅大紫的明星仍為眾人追逐的對象,熱門的藝文表演也依然是一票難求。整體經濟環境不景氣,失業問題普遍存在於各行各業,表演環境蕭條只是常態的社會問題,因此,並不能用來解釋表演工作者生活困窘的嚴重性。
回到問題焦點,過去十年台灣的文化經費大約增加了八倍,但這些經費並非無中生有,而是將原本散落在中央各部會的經費集中統籌運用。文化經費既然已經集中起來,理應發揮更高的政策效用,然而文化界卻出現一種現象,藝術經紀公司以百分之兩百的速度成長,當經紀公司快速的崛起,亦表示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」、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」的文化藝術經費因此被大量瓜分。經紀公司以商業營利單位資格還能申請國家補助,年輕的藝術工作者如何與其競爭?有人認為藝術創作與商業經營是兩件很不協調的事;也有人覺得文化創意產業是一件好買賣。因此,若創作與行政能互相配合也是美事一樁。
經紀公司對藝術就業市場是否造成影響,表演工作者失業率的情形,還不足以衡量表演藝術領域就業市場的問題,問題的癥結應該由文化經費的增加,但並沒有實際讓表演藝術工作者受惠這個角度去審視。中華藝術學校研發推廣中心執行長張志鵬表示,國家政策應該多關照到這一群人,因為商人可以賺很多錢,他們也許給我們帶來許多便利,可是文化藝術是可以改善人類內在體質最深層的部分。
從失業率去看表演藝術就業市場似乎缺乏正當性,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常態存在失業的問題,反過來是應把造成失業的問題釐清。失業率呈現出來的只是問題表象,談表象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,我們要提出疑問的是文化經費增加、經紀公司大幅成長,而那些小的藝術表演團體到底在做些什麼?我們的政府有沒有看到問題?從這樣的角度切入,我們才可能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;同時,也才會發現國內的表演藝術生態,在少數幾個表演團隊經年累月的瓜分下,他們的經驗與資源已成為本身穩定且無法取代的一股力量,而該股自我進步的力量,也是造成表演藝術團體「大者恆大、小者恆小」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潘世姬說:「今天有社會地位,一定有一群人跟著你,如果你是一個有能力掌握資源的人,那當然人家很願意跟隨,這都是一種社會學的常態,你不能批評他對或錯,但社會不應該只有這樣子,市場的活絡不應該只有一種可能性,應該要有多元的可能。」根據熱門的「小世界」研究理論,如何解決重要資源集中在某一節點上面,很簡單的方法是多增加一些小節點,多增加幾個小世界,這樣就可以解決資源不均的問題。然而,問題是有沒有政府單位願意扛起解決問題的重責大任。
臨演登上國家劇院
顯然表演藝術人才坐冷板凳的問題不在無法解決,而在政府的決心在哪裡?資源充沛的企業或團體對社會形成磁吸,造成「大者恆大、小者恆小」現象,其問題錯不在企業或團體本身,而是政府以什麼政策引導社會平衡發展。純藝術表演空間在非個人因素下受到市場的影響,具商業性格的娛樂表演或許是表演工作者另一條出路,只要製作的戲劇符合市場品味需求,能吸引觀眾買票進場觀賞,表演藝術是可以兼顧藝術創作與市場經營。但是,從事純藝術的創作者不大可能走那樣的路,當表演工作者卡在生存與藝術創作的十字路口,表演藝術環境的問題自然衍生出來。
近幾年政府大力提倡文化創意產業,借鏡加拿大太陽馬戲團的鮮明例子,我們看到太陽馬戲團把娛樂跟藝術,透過視覺表演很成功的呈現給觀眾。由於馬戲團的娛樂性質很高,所以欣賞的觀眾老少咸宜。另外,太陽馬戲團的表演又擁有技術與創意,有別於傳統馬戲表演,在經紀公司經營包裝下,娛樂性、藝術性、創造力及技巧皆備,稱得上是很成功的文化創意產業。
台灣同時擁有藝術創作空間與商業票房的表演團體屈指可數,政府在扶植文化創意產業的美意下,特別照顧在國內已擁有一定知名度的團體,當然這是給予表演藝術團體的肯定,但是,在這些百分之十以外的小團隊呢?也許其中有些已經是表演藝術的人才,有些則是未來的人才。雖然,他們今天只是跑龍套的臨時演員,明天很可能會是國家劇院舞台上的主角,試問政府的文化政策有沒有為這群人想過?
藝術工作者以良好的專業素養熱情的投入表演工作,可是政府部門跟表演工作者卻像兩條永不交叉的平行線。中華藝術學校舞蹈科主任梁瑞榮表示,政府的文化政策無法落實到提升全民的文化素養,就如舉辦「全國表演藝術博覽會」立意很好,但在執行的過程好像急著要完成什麼事情,令人覺得是要趕快把事情辦完,很快的把工程發包出去,活動趕快辦完就能得到績效一般。點狀的政策文化呈現出來的結果是讓人不知主軸為何?較為實質的內容到底是什麼?表演藝術博覽會一開始就讓人感到很急,整個活動在兩個星期內就這樣被分配跟安排,做出來好像很亮麗,實質上並沒有累積成為文化素養的根基。
政府不斷砸下大筆經費辦理文化活動,然實質收到的成效又令人質疑,一再強調全民參與的文化建設,若不從教育培養國人藝術欣賞的素養,再多人參與的文化活動,也只是一群看熱鬧的觀眾罷了。張志鵬表示,國內一直是考試引導教學,如何以教學的方式引導民眾走進劇場,培養更多藝術欣賞人口,就比較不會出現劇團演出叫好不叫座的情形。
文化政策如何統合
從意見調查很容易發現,國內的文化政策像在挖馬路,往往今天挖明天補、明天補後天再挖,許多文化經費常花在做同一件事情上面,形成文化資源的重疊,甚至是浪費。例如:國藝會提供文化補助經費、文建會同時也做提供,為什麼兩個中央部會的單位都在做同樣補助經費的工作?而且還可能是補助到同一個團體。
身兼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的潘世姬認為,國藝會應該轉型做藝術人才的培育工作,針對國家人才的培育、制度的規劃、方向的思考進行努力,不該是一個提供小額經費補助的單位,畢竟國藝會的經費不如文建會充裕,表演團體申請經費補助的工作可以讓文建會負責。
熱鬧的七月份國藝會在台南、高雄、屏東舉辦「廟口歌仔戲大拼台」,相同的活動由文建會所屬機關「國立傳統藝術中心」主辦的「歌仔戲東征~風華再現」,同時在花東上演,呈現在國人眼前的是政府文化單位努力做很多事,卻都在做同一件事。潘世姬感慨的表示,台灣真的需要一套健全的文化政策,若是學校培養出來的人才畢業後沒地方發揮,其實是國家莫大的損失。政府需要思考表演人才未來的發展,從學校畢業到成為專業藝術家,這段默默耕耘過程中最需要別人協助的階段,我們現在欠缺的是一個讓他們能安心從事專業工作的國家制度。
備受好評的「亞洲青春編舞營」過去一直有國藝會的經費贊助,今年第六屆移師高雄由中華藝術學校主辦,政府單位僅有高雄市文化局提供贊助,其他主要贊助則來自民間文教基金會的力量,沒獲得國藝會補助的原因是錯過申請時間,但是這樣一個跨國際的編舞營,為何不是一個長期的培育計畫?並持續性的由政府文化單位主辦,而是由民間自行籌措辦理?梁瑞榮表示,若是經費由官方來支援,活動交給民間辦理,這樣的配合也是很好的方式,但是舞蹈藝術領域的實際問題,有哪些是迫切要做的事情,也許是我們想到了,政府還沒有想到,我們不能期待每件事都等著政府來做。
表演藝術人才有些國家是以公共財的態度來看待,不以公共財思考的並不會用國家資源去特別扶植。台灣對於藝術人才的問題,似乎從來未曾認真思考過,文化政策也因主事者更替而不斷改變,以致文化政策無法形成一種共同的態度。台灣每年的文化經費不亞於其他國家,但是高額預算並沒有幫助到需要幫助的表演藝術人才,表面上文化經費是一直增加,實際上表演人才卻是找不到出路,這是我們現今表演藝術環境所面臨的迫切問題。張志鵬說:「很多點狀的我們會常常看到,比如電影圖書館辦理一個電影編劇的營隊,可是營隊結束後就結束了,並沒有長期的投入去做培育,老實說政府的文化政策,很明顯、讓民眾很受益的政策倒是沒有深刻的印象。」
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總會於六月廿六日舉辦了一場名為「表演藝術人才與二十一世紀國家競爭力新趨勢」的論壇,論壇中報告指出,聯合國已將文化素養列為「人類發展年鑑報告」的一項新指標,一個國家整體文化能力,現已成為二十一世紀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,這表示具備文化素養的人才,將是未來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,因此人才養成是儲備明日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關鍵。
我國因缺乏明確的表演藝術人才政策,許多表演藝術科系的學生,即使是具有專業能力、平均高於一般人的素養與美感,他們畢業後竟沒有就業機會及發展所學的管道。以音樂類為例,每年有近六○○名學、碩士投入就業市場,而唯一可以發揮所長的地方,似乎只有學校教職與樂團,如果想朝藝術演奏或專心創作發展,個人首先要有面臨失業的心理準備。梁瑞榮很無奈的說:「藝術在國內相形弱勢,表演藝術在這個領域又是弱勢,所以表演藝術工作者很辛苦,他們只有自食其力,這點是很悲哀的事情!台灣既定的不管是教育政策、文化政策也好,都沒有把這一塊納進來,這是很尷尬的問題。其實,我們知道一年培養這麼多的學生出來,何去何從?坦白講,我們也無能為力,因為上面沒有把空間開放出來。」
需求與政府施政落差
政府文化施政常是蕭規曹隨的編列年度預算,文化經費的運用則是有吵有糖吃,不吵的人沒糖吃,這種因人而異的結果,自然無法建立一個長久又有共識的文化政策,尤其不同的人主事,就有一套不同的想法。潘世姬表示,如陳郁秀時代聲勢浩大的舉辦「國際鋼琴大賽」、「儲備音樂人才庫」,現在陳其南接任,施政的重點落在社區總體營造,這種散彈式的經營,最終沒有一項成為「持續性」的文化政策。
或許是民眾對文化政策不解而要求不高,但我們必須先把「文化活動」與「文化政策」釐清,否則文化與教育同樣是百年大業,怎能容許用「即興式」的文化活動,作為政府文化施政的表現?因要滿足某一領域人所制定的「即興式」政策,勢必容易遭到不同方向領域人的反對。二○○五年五月廿七、廿八、廿九連續三天,文建會在高雄衛武營舉辦了「全國表演藝術博覽會」,對大高雄的市民而言,這無疑是一場難得的表演藝術盛宴,但看在不少文化藝術學者的眼裡,是政府花了六千萬元辦了一場文化大拜拜,而且是急就章的匆促辦完活動。
政府跟民間的想法原本就存有落差,而且不同領域有不同的需求。梁瑞榮認為,文化或藝術這個領域總是比較不被積極的了解與支持,好像在國家的政策裡頭,你吃飽了,別人也都吃飽了。站在弱勢的角度,當然希望政府多重視,梁瑞榮說:「我們看不到政府有一個比較具體的、階梯式的計畫,我們不知道該怎麼樣的要求,因為聲音是出不去的,都是在自己的領域裡面討論、討論、再討論,與其這樣子,我們就一點、一點來做看看。」政府花大錢辦活動,卻讓藝術教育者感覺自己是弱勢的一群,看來眾多的文化活動過程中,除了政府與包商各取所需外,湊熱鬧的民眾與藝術表演者都沒有得到真正的助益,政府要用什麼樣的文化政策拉近與民間的差距,似乎還得認真用力思考。
搭建表演藝術的舞台
政府因為沒有持續性的「文化政策」,變得只有「政策文化」。當然,為滿足某一群人的「政策文化」,肯定無法滿足另一群人。若想擁有一個恆久的文化政策,整個國家、人民須先有相同的共識,才可能規劃出來。潘世姬以長期的研究觀察說:「因為我們國民的素養,還沒到可以排除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,共同為我們國家的文化前途來努力。在國民素養不足的時候,要政府規劃二、三十年的文化政策,根本是緣木求魚,這是雞生蛋、蛋生雞的問題,最後我們要怪誰?要怪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老百姓?為什麼對這個國家的一切如此漠視,而我們卻要繳這麼多的稅?」
既然文化政策虛無飄渺,表演藝術的舞台要由誰來搭建呢?表演工作者的前景似乎極為悲觀。過去表演藝術培育的人才有限,但是現在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口眾多,沒有具體的文化遊戲規則,如何讓這群人有公平、公開的管道去玩遊戲,因此早就到了必須制定政策的時刻。梁瑞榮說:「藝術表演對於全國民眾心理建設是重要的話,那麼這應該要有這個部分的支持,不管是金錢方面、還是其他方面的支持,讓這些表演者、或者創作者覺得他不孤單。」
國內大專院校過去十年平均培養出來的音樂系畢業生約有五五四人、戲劇三三五人、舞蹈二○○人,加上台灣戲曲專校畢業的學生,每年都有一千多人投入表演藝術的行列。其次,根據九十一年的統計,國內表演藝術團隊有音樂一四三團、傳統戲曲一一一團、戲劇七○團、舞蹈六五團,總計高達三八九團的表演團隊,顯示國內蟄伏的民間力量。正因為民間表演藝術人口參與熱烈,政府應及早提出適當的文化政策,協助表演藝術活動的成長。
由於有心投入表演藝術的人越來越多,但是缺少文化政策的政府資源分配失衡,年輕表演藝術工作者能嶄露頭角的機會管道相形就少,加上許多具有影響資源分配的學院教授,不僅身兼表演藝術團隊負責人,也經常是文化部門請益的對象,導致國內表演團隊逐漸形成「大者恆大」的寡占局面。
為了摯愛的表演藝術,很多人必須兼職來維持藝術創作的熱情,雖然生活如此不穩定和辛苦,十年來表演團體還是成長了百分之六十。潘世姬提出表演藝術環境問題時表示,經紀公司大幅成長二○○%,獨攬了政府相關文化工程,個人表演藝術工作者卻得不到資源,她語重心長的說:「文化是不是活動而已?如果文化是活動,我完全贊成要用經紀公司去推;文化如果不只是活動,那我們就要去思考該有的部分,好比一個餅裡面,該長什麼樣子?不能一個餅只長一種樣子。」
經紀公司可以把活動辦得有聲有色,能夠拉近政府與民間的距離,雖然文化的推動需要promotion,但不能只有promotion。文化版圖裡不該只有一種樣子,文化如果變成僅是活動,表演藝術科系的學生就不需要浪費十年時間去培育養成,還不如去唸行銷來得實際。因此,或許政府未來在制定文化政策時,該思考國家人民對文化的態度是什麼?讓表演藝術創作價值與文化內涵,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應有的尊重與發展。(原文刊登於「百世教育雜誌」167期2005年8月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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